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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式开放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与金融市场的充分对外开放相比，管道式开放具有明显的可控性，不论是交易的资金安排还是资金进退渠道，都是在制度规范下展开的。这可以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当局和金融监管部门能基本做到收放自如、掌控有序。第二，实行配额管理机制，不论是QFII还是“沪港通”“深港通”或是“债券通”，都通过相关制度安排了必要的资金量或每日交易额，同时，可根据具体情况的进展予以增减。由此，既保障了金融交易的顺畅展开，又防范了国际资本冲击引致的市场行情大起大落。第三，与直接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相比，海外投资者需要借道才能进入中国境内的金融市场展开交易活动，这导致了信息滞后、成本较高、操作感受较低等负面效应。第四，管道式开放具有“试点”的意义，可为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积累必要的经验；但另一方面，其对中国境内金融运行中体制机制改革的推进作用有限，且试点取得的经验和获得的结果对于中国证券投资项目的充分对外开放的“面上铺开”有多少直接价值也需要进一步探究。第五，管道式开放难以充分反映海外投资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需求，也很难反映国际金融市场中竞争机制引致的各种效应。从以上这五个特点来看，我们既要充分肯定管道式开放的功效，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局限性。

英特尔（Intel）报告称，服务器芯片输出放缓，而英伟达（Nvidia）则因需求下降，下调了本季度的销售预期。高盛分析师指出，AMD对2019年的乐观预期“在我们看来，可能会引发相当多的争论——特别是，鉴于AMD在第一季度修正后的强劲增长势头，AMD是否能达到这一增长水平。”

7年前，万科判断住宅开发规模即将见顶，遂转型城市配套服务商，寻找增长的“第二曲线”；7年来，房地产行业转型风盛，几乎所有的开发商都在寻找自己的新路径。金地也不例外，凌克找到的路径是地产相关多元化，从住宅延伸到办公。凌克认为，“产业园区本质上还是办公楼，只是业态不一样，办公楼是地产生意里面的第二大生意，第一大是住宅，第二大就是办公楼；办公楼又分两种，第一种就是纯粹的办公楼，第二种就是产业的办公楼。”

据德新社6月10日报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0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将使新加坡耗资大约2000万新元（约合人民币9592万元——本网注，下同），但“我们愿意支付这笔费用”。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李显龙说，安保费用占到这笔费用的一半左右，而新加坡政府乐意支付全部费用。

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在利率双轨制条件下，一些人提出了“并轨”（两轨并一轨）的设想，即在深化利率改革过程中，逐步实现存贷款基准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的统一。在此基础上，有人提出了利率并轨三步走的设想，先是“升轨”（如提高公开市场操作的利率，以提高央行对利率信号的调控功能），随之是“顺轨”（即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契机，进一步完善利率传导机制），最后是“并轨”（即由货币市场运行中的政策利率取代存贷款基准利率）。然而这一设想依然局限于银行体系内部，而将真正的资金供给者（城乡居民）和资金需求者（实体企业）排除在外，因而仍属于内科手术法。其结果将继续维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存贷款市场中的卖方垄断地位，难以通过买卖双方之间的竞争形成真正的市场利率。一个可预期的直接结果是，在实体企业资金短缺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将继续居高不下，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将难以降低；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剩余的资金还将大规模地以存款方式进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运作体系。事实上，利率双轨制的改革出路不是并轨（即不是哪一种利率水准向另一种利率水准的靠拢合并），而是按照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重构中国的利率体系，使之既要符合资金供给者的权益要求也要符合资金需求者的权益要求，实现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在资金需求者的资金成本降低的同时资金供给者的资金收益率上升”的目标，真正体现出金融效率的提高。为此，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不能局限于银行体系内部，应当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体系整体角度出发，尤其是要体现和发挥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是金融活动的主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