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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介绍，2018年，欧盟对华实际投资104.2亿美元，增长25.7%；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81.1亿美元，同比增长7.1%。截至今年2月，欧盟累计对华实际投资1321.8亿美元，稳居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中国累计对欧盟直接投资952亿美元，欧盟是中国第二大对外投资目的地。

（3）波及企业占发债主体的比重不低，但结合授信比例，对正常融资影响小《办法》规定，在3家以上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融资余额，且融资余额合计在50亿元以上的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建立联合授信机制。按照一般企业（申万发债企业1500家样本），银行的长期借款+短期借款比重，一般占据负债总额的40%~50%（均值46%），按照50亿元标准，基本上负债规模在120亿元以上的企业（集团）就需要纳入联合授信范围，因为一般大额度的信贷，都是源自多家银行。在煤炭、钢铁、建筑、地产等重资产行业，涉及发债主体比重超过1/3。应该说纳入这一制度下的发债主体比例较高。

《规定》要求公示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者不得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或者患有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同时规定，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在生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责任编辑：吴金明8月23日下午，即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四连升终结，调贬96个基点后，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下跌，收盘报6.8690，较上一交易日跌230点。日内，美联储公布了8月的议息会议纪要，言论偏鹰，而中国也正式开始向美方约16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回击美方的一意孤行。虽然整体来看，23日人民币汇率的进一步下跌主要还是受美元强势的影响，但采访中期货日报记者了解到，近期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市场博弈的结果。上周的土耳其货币“危机”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在美元不断上行和新兴市场恐慌情绪不断加大的过程中，人民币承压下跌，并再度向7突破。而之所以上周四开盘后，人民币出现连续四日共计近1000点左右的涨幅，在市场人士看来，除了国内央行和特朗普的干预外，也可以视为市场博弈的结果。在中信期货研究部宏观策略负责人尹丹看来，自8月3日央行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起，央行就已经开始介入汇率市场。而近期人民币汇率在6.8-6.9区间的宽幅振荡，正是市场基于对央行底线思维的了解所进行了预期性操作。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操作，主要是因为在2016年、2017年大部分人民币空头玩家都曾栽过大跟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表现”。尹丹说。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2016年美国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增速等影响，人民币持续走弱，市场上做空思想盛行。当时离岸市场多通过在拆借市场借入离岸人民币购汇（美元）再到远期市场结汇的手法获取收益。然而，这个逻辑在2017年年初时彻底逆转。为彻底改变这一情况，央行首先加强了跨境资本的流动管理，然后通过收紧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抬升资金成本（空头拆借人民币利率上升），空头被迫结汇平仓。而之后空头的践踏也引发了快速去杠杆的发生，造成人民币大涨，市场更是因此记住了中国央行的“厉害”。因此，在谈及人民币的未来时，格林大华期货金融研究中心经理赵晓霞表示，虽然最近市场上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美国经济持续强劲，美联储加息，中美贸易协商进展以及新兴市场危机复燃等，但短期内并不建议市场进行空头操作。这是因为虽然央行并未言明，但7作为关键的心理点位很合可能就是央行口中的“底线”。一旦越界，为避免“羊群效应”，央行很可能会通过逆周期等手段进行进一步的调节。鉴于此，赵晓霞表示，近期人民币汇率大概率将延续振荡走势，破7短期内仍是小概率事件。但具体还需进一步观察中美贸易协商进展、新兴市场危机复燃可能性以及美联储加息进程等问题。尹丹补充道，“实际上，9月中旬前人民币汇率依然存在很大的贬值压力。”至于近期巴西雷亚尔破4是否重燃新兴市场的恐慌情绪，进而影响人民币汇率？尹丹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可能性很小。本轮新兴市场的恐慌来自于土耳其的货币“危机”，本质上和巴西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且土耳其、委内瑞拉以及俄罗斯等国在近期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控，且目前没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暂时无需担心。

据彭博社报道，在上周五远超预期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发布后，包括黄金、美债等多类资产均走势跌宕，然而外汇市场却仍陷于罕见的低波动率环境之中。衡量欧元兑美元隐含波动的一项指标接近1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交易员对美联储本月晚些时候开会时是否将降息幅度定在25个基点存在分歧。此外，欧洲央行执委会成员科尔（Benoit Coeure）周一表示，如有必要，政策制定者可以重启量化宽松政策，但欧元基本上也没有理会这一声明。

应当说，农商行不良率偏高的原因较为复杂。一方面，就整体而言，农商行有着自己的“负担”。受限于服务对象小而散、区域性社会信用观念淡薄、原始资本实力相对薄弱、股权股东结构关系复杂、对人才吸引力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运营能力和风控能力不足等因素，致使农商行的资产质量长期处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综合水平之下。